新兴的运动似乎拥有更丰富的定义，它们是爱好，是社交，也是生活方式。
极限飞盘与足球争夺场地，不应成为问题却成了问题。球迷对飞盘玩家有诸多污名，譬如“飞盘媛”，并质疑运动的合法性，甚至挂出大标语：“足球场内，飞盘与狗不得入内。”飞盘玩家直指球迷对飞盘的偏见和污名，尤其是对于女性飞盘玩家。
在任何国家，几乎都难以出现足球与飞盘之争。在美国，极限飞盘与足球无法撼动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在欧洲，足球社区性极高，与民众绑定紧密，飞盘近不了足球之身。在中国，足球相对小众，普及不及篮球，公共球场显得有些紧俏；尤其是今夏大火的极限飞盘突然升腾起不少热度。原本不宽裕的足球场被一票“飞盘媛”的加入压缩的更小。
飞盘、攀岩、桨板、腰旗橄榄球……一两年来，曾经很少出现的户外小众运动悄然兴起。比如：北京亮马河道挤满了划桨板的人，上海徐汇滨江滑板玩家比散步居民还多。人们下班后冲向公园扔极限飞盘，周末时奔向郊野扎营登山。和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传统项目不同，这些新兴的运动似乎拥有更丰富的定义，是爱好，是社交，是生活方式，更是资本角逐的载体。
流行的小众运动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交与传播属性。比如大多数飞盘玩家都看重社群的友好度，也热衷在网上分享飞盘穿搭、各式各样的盘面，还会有俱乐部附带摄影服务，方便参与者在朋友圈和小红书分享照片。骑行、桨板、腰旗橄榄球俱乐部常组织成员活动，即使不是团队运动，也让爱好者们颇有归属感。人们也越来越看重一项运动背后的价值观，在媒体采访小众运动玩家为何参与游戏时，“性别友好”“平等协作”被频繁提起。
与此同时，这些小众运动在推广过程中频频遭遇争议，比如在飞盘场上打扮靓丽的女生被叫做“飞盘媛”，有媒体写道：“飞盘是这个时代的‘天选之子’。它集合了社交、聊骚、乱搞、秀蜜桃臀等诸多先锋元素，就是和运动无关。”也有人反感“不务正业”的飞盘社群占领了足球场……
新手友好与社群理念：
小众运动为何受到欢迎
诸如滑雪、攀岩运动的流行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有关，现在的情况是，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被完全割裂了，平时大脑需要接收各种超负荷的信息，这时人的身体就会强烈地需要“动起来”，各类小众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口。其次，小众运动相对专业性更强的运动来说，对体力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同时兼具了很高的安全性以及视觉上的美感。
相比于传统的羽毛球乒乓球，人们在选择小众运动的时候好像更看重它背后的价值观。比如是否强调平等精神，提倡性别平等。正是因为理念合拍才容易产生归属感，虽然社群理念面对外部环境总是很脆弱的——就像大多数玩飞盘的人都看重性别友好，但还是在网络上被污名为“飞盘媛”。
一项运动某种程度被普及，往往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的。除了运动本身的普适性、还有好的商业思维与操作也会带动项目的推广。
“飞盘媛”和足球“争场地”：
飞盘运动争议的背后
单从足球场地来说，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足球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约有18.6万块足球场，校园足球场约占80%，社会足球场地平摊下来远不能满足运动需求。运动员姚明和杨扬就曾经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学校的运动场地应该面向市民开放，不能空谈全民健身却没有配套资源。
类似“飞盘媛”争场地问题，有些运动在这几年流行后出现过一些争议，比如被人觉得拍照太多，玩家好像都是来凹造型的，不够“纯粹”。另外还有飞盘抢占足球场的问题。记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部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这种男性偏见会给女性参与运动增加不少心理压力。有媒体去采访过玩飞盘的女性怎么看“飞盘媛”的说法，女生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回答说我打扮得漂亮是因为我本来就漂亮啊。
足球与飞盘：
从反叛到主流的相似道路
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称电视为冷媒介，突出特征是参与性与包容性。电视图像对社会的描述清晰度远超纸媒，它强化了感性与共情，把年轻人的反叛、游戏、表演都放在了一张屏幕上，也因此淡化了极限飞盘的反叛特性，使其更接近于一种成年人的娱乐。
本质虽有不同，足球与极限飞盘的发展路径却异曲同工。足球最初由社会上层的公学改造，成为公学学生反抗保守，追求自由，用对抗、粗野挥洒荷尔蒙的运动。当足球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英国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从不回避对足球的漠视甚至敌视。时代向前，改变在一点点地发生。电视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足球生态，除了撒切尔夫人还在恐惧足球并习惯性地打压，知识阶层早已接受并开始思考足球。90年代初，英超叛逃出较低等级的联赛，宣告成立，全球资本时代到来。尚是少年的威廉王子好奇地走进了维拉公园球场，并在其后成为阿斯顿维拉的球迷。
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对足球迟到的兴趣和拥抱，说明了从电视时代开始，尤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已在经济方式、社会领域彻底重组、重构了商品、资本以及亚文化群。
Wham-O玩具公司是极限飞盘主流化的幕后推手，后来还主导成立了国际飞盘协会（IFA）并藏身其后。70年代，极限飞盘已搭建完成自己的游戏规则，把游戏精神写进了这项运动。此时为之背书的是中产阶级，或是长大了的中产阶级的孩子。
极限飞盘一度被称为美国“第五大运动”，非主流和反叛是它的基因，它是无身体碰撞的对抗型竞技运动，男女可以同场竞技，最显著的一点是不设置裁判——比赛中出现争议，队员就在赛场上协商解决。在几乎所有的竞技运动中，尤其是对抗性强的足球、篮球、橄榄球等，裁判是比赛的权威和决断者，是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球迷、队员人人喊打的角色。麦克卢汉洞悉了观众在运动中的参与性与仪式性，指出裁判只是非理性苛求和辱骂的对象：“在竞争激烈的工业世界里，博弈的目标或功能是激动，而不是乐趣。”在此意义上，一个可能不足够恰当的类比是，极限飞盘呈现出的是商务协作精神，映射出了某种办公室图景。
携带相同的符号的不同文化归属：
飞盘因何成为现代白领文化资本与社交货币
足球与飞盘虽归属于不同的文化，但曾携带着相同的符号。飞盘与足球是资本催化下的孪生兄弟。争端的出现，首先说明极限飞盘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户外运动选择，其次这种争端无关职业体育（中国足球已职业化30年，中国极限飞盘尚未职业化），主要集中于民众的户外运动选择上，公共场所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职业层面看，城市年轻群体、白领更容易接受飞盘文化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交集。白领又被称为“新式中产阶级”。以职业来划分群体相对简单，也容易接受。在早期的定义里，中产阶级带有政治意蕴——在贵族与农民两大阶层中间，基本是中间等级，指代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作者程巍有过论述——中产阶级替换了资产阶级，白领是米尔斯的修辞技巧：
“试图把一组等级制概念（知识阶层与劳动大众，或者脑力与体力）暗中转换为一组科层制概念，从而不使人产生政治联想。……‘白领’和‘蓝领’使身份概念外在化或表面化了，它们很难使人联想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阶级意识，而是联想到颜色和汗腺。”
在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之下，新的文化形态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建立之中。单调的工作和格子间的循规蹈矩，使得户外成为白领的疗愈方式之一，哪怕时间短暂，身体运动加上清新空气，都足以唤醒因为久坐而僵化的躯体和心灵。露营、探险、冲浪日益变得常见，极限飞盘也正跻身进入白领运动套餐，它更多考虑了城市中的青年单身男女，既彰显生活品位，也满足社交需求。
极限飞盘方兴未艾，是“一时流行”还是可以像足球、篮球一样晋升为被认可的主流运动的走势，也综合了资本与商业haul操作、以及政策的多重因素。但在全球化的商品美学召唤之下，白领的选择不断增加——去探险，去攀岩，去往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脚步所到之地是商品美学所及之处。商业的强势话语裹挟一切，不同于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大生产，商品美学受到多元主义价值观加持，刻意地保持（强调）与他者的不同。
写在最后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有论述，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它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人的标志，同时也表明了我们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社交圈里转来转去，这些社交圈将我们与一些人区隔开来，又使我们与另一些人联结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接着做了归纳，将其阐释为“文化资本”。
现阶段，极限飞盘与白领身份绑定，选择性不多大概是原因之一，毕竟能同时满足户外集体运动、易上手、男女同场竞技这些条件的运动少之又少。相较于规则更为复杂，对技战术要求更多的足球，飞盘更能满足白领高参与度的要求。从嬉皮士的手中接过极限飞盘的是化身为中产阶级的雅皮士，接到飞盘，传出飞盘，就在朋友圈中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恰如穿上一件品牌服装，找到了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也。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沃尔夫冈·豪格说，在商标主体化后，资本只需培养消费者。当户外生活方式成为年轻人之间一种相互认同的语言，资本会培养更多的人参与到户外运动，参与到玩极限飞盘中。对它的敌视还会暂时存在，也许一直会持续到极限飞盘不再“新兴”，渐渐融入到了大众生活之中，不再是资本特别关注的项目。
传播媒介孵化出了文化快消品和健康、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拥抱和抚慰了焦虑的群体。站在时代消费的前端，极限飞盘是城市白领刚刚购买的精神快消品，足球则为各个阶层提供了精神宣泄口。有时难免怀疑，那个数十年也未在中国真正扎根的足球运动，槽点满满，许是天然地否决了白领的亲近；极限飞盘没有那么多负担，几乎以空降之姿到了城市，填补了年轻白领几近真空的户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