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比父亲要大五岁。
二伯娶二婶时，已经二十八岁。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老大难问题了。好在，奶奶提前给二伯定了亲，虽然不像二伯是科班出身，但正因为有二婶这样朴实的对象，长相好又根红苗正的姑娘，死心塌地地等着二伯，二伯才有勇气，心无旁骛地去求学、闯荡。
二伯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是个开明乡绅，他读孔孟，经营茶桑，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倡导女子读书，我姑姑们有文化，就是明证。二婶的父亲和我爷爷私交甚好，给二伯和二婶指腹为婚。在教育二婶的其他事上，爷爷都听二婶父亲的，唯有读书这件事，爷爷坚决不听二婶父亲的。爷爷对二婶的父亲说：“如今这世道变了！你让文玉目不识丁，嫁到我家如何当家理事？你这是害文玉，也是害我家建国咯。”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最终爷爷放了狠话：“文玉将来不识字，绝不能进我家的门！”最终二婶是迈着大步走进了学堂，后来嫁给了我二伯。
我二婶素以麻利、能干著称。至于二婶和二伯的感情，我听父亲说：“你二婶对这门亲事，是满意的。你二伯在离开家乡时候，一定对你二婶许以未来；你二婶也对你二伯割发以赠。所以，你二伯才有胆气，只身一人，去闯荡世界。”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二婶是如何力排众议、坚定地坚持等到二伯回来娶大龄的她。很多年前我问父亲：“二伯和二婶怎么那么有主意？”父亲笑笑，没有回答。
对二伯，在我到昆明读书之前，我几乎是陌生的。
这之前有记忆逢年过节和二伯见面的次数，超不过十次。他非常勤于工作，经常值班。记忆深的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时分，夕阳被一大片橘红托着挂在西边的天上，斜照着院子里的香樟树，放学回家的我听说二伯要回家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那时的奶奶，应该还不到六十岁。模糊记得是二伯考过了一个什么师的职称，加上他一直的敬业爱岗，二婶的户口和工作得以顺利解决，那年头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他们心情舒畅，二伯请假要回家来探望我们。那天我端个小板凳坐在屋门口，看着通往回家的小路等二伯。记得那天的夕阳沉得很慢很慢，开始在香樟树的树叶伞中间，一点一点，沉到树叶伞下边，后来，橘红色消失了，只剩下一轮夕阳孤零零地撑着，后来夕阳也完全沉下去。黑色的天幕笼罩开来，越来越暗，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二伯还没有回来，父亲下班也没有按时回来。直到黑得我已经看不清那条路了，我靠着大门眼皮打架迷糊起来，才听见父亲和二伯的说话声音传来。那一刻，二伯回来的欣喜，已经完全取代了饥饿。那晚的晚餐，我母亲和奶奶临时手忙脚乱地加了几个菜。平时的晚餐时间，是家里最拘谨的时光，父亲不让我们在饭桌上说话。可那晚的餐桌，却嘻嘻哈哈分外热闹。二伯常年在外工作，看上去却很朴实，一张国字脸膛，洋溢着谦和的笑容，人却寡言。那晚他却说了很多话，奶奶特别高兴。这几乎就是我幼年对二伯的全部记忆。我能回忆起来他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不管世道如何变化，都要刻苦读书！”
二伯特别忙，二婶也常年不回娘家，我幼年很少能看见他们。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奶奶给装的火腿走了。我悄悄在母亲面前埋怨奶奶的偏心，家里唯一的火腿就被奶奶送给了二伯。母亲倒是很淡定地说：“你二伯不常回家来，该给他的。”
我高中到昆明读书，离二伯就近了。当他得知我到了昆明读书，二伯专门到学校看过我，看了我的宿舍，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巧的是我那中年的女班主任老师的丈夫和儿子居然和二伯在一个银行工作，他们本来就认识。女班主任老师自然对我就多了几分关心。
那时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流鼻血，头晕，有些贫血。某次，我忽然在下午自习课上流鼻血，大滴大滴的鼻血滴下，像花一样溅开在书页上，校医建议我休息、并注意营养，班主任立即打电话对二伯说了。那天下着中雨，二伯骑着单车来学校接我去他家，学校离他家有点远，我打着伞坐在单车后边，我努力把伞往前撑，但二伯说：“你生病了，给你打好。伞打到前头，还挡我的视线。”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一只手打伞，一只手搂着二叔的腰，二伯前面的衣服越来越湿，也越来越冰，东南风刮得猛，我看着二伯吃力地踩着单车，我靠着他那厚实的后背，雨帘中我看不见任何景物，只有二伯的背影，世界忽然静止了。除了我和二伯，啥也没有了。我看着二伯的腿重复踩车的动作，忽然懵懂，不知道二伯带我去向哪里？但我就是感觉很温暖。我的眼泪就悄悄地下来了。我惭愧我当年的不懂事，埋怨奶奶把火腿送给二伯，对自己的浅薄羞愧不已。二伯当时已经是银行人事处处长。他对我朴素的爱，坐在单车后座上的我，雨水和着泪水，我深感厚重和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