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春天，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千里迢迢回故乡探望父亲。父亲已经不能坐起来了，人瘦得变了形，皮包骨、脸蜡黄。他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但是头脑清楚。我坐在病床旁边，握住父亲骨瘦如柴的手。父亲挣扎着，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说：“秀娃，不要为我难过，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八了，够本了，去见马克思，我毫不怨言。但是你现在是一位人民教师，不能为了自家的私事，耽误了公家的教学工作！早一点儿回去吧！”
听了这话，我很感动，哽咽着说“老爸，你放心，工作都安排好了，我是害怕咱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了，能多见一次，总是好的。”父亲不顾浑身的剧痛，斟酌了一下语气，对我说：“长期以来，老爸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参加工作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你的技术职称也晋升到副教授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入党啊？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啊？”
听了这句话，我无地自容。我心里明白，在父亲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他这个四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是党员。其实我也说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可能是自己不够努力吧！
父亲十三岁加入了儿童团，十八岁加入了青年团，二十岁加入了党组织，一直以来都是以自己是一个党员而自豪的。以前在工务段当养路工的时候，别人一天换四根枕木，父亲一天换八根枕木。累得晚上都上不去炕了。母亲说“孩子他爹，别人一天干四根枕木，你干五根就是先进了，为啥要干八根，把自己累成这样？”父亲说：“为国家建铁路，共产党员应该竭尽全力,不能留有余力。”
我中学毕业那年，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邻居劝父亲说：“你家经济困难，申请留大女儿在身边安置工作吧，不是说一家留一个吗？”父亲却说：“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的号召，我是共产党员，怎能不响应国家的号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能去边防线上站岗放哨，是光荣的事情，我女儿能行。我信任她。”
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学开始招生。父亲给我写信说：“我们生活在国家要崛起的时代，国家搞建设需要很多大学生，你要响应国家的号召，身先士卒，一定要考上大学，以便更好地报效国家……”父亲不但给我语言上的支持，更是给我寻来了一大摞复习资料。我听了父亲的话日夜备考，终于在“矬子里面拔大个”地考上了大学。父亲在高兴之余严肃地对我说：“你上了大学就会成为国家的干部，什么叫干部啊，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多干一步，决不能落后于普通百姓。更不能徇私枉法！记住是我的女儿你就要努力工作，不计报酬。”听了父亲的话，我在工作中一直保持领先的位置。
再后来，弟弟高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在交班仪式上，父亲说：“儿子，你要记住你父亲是共产党员，你也要加入党组织，以国家利益为重，高高举起手里的号志灯（号志灯是父亲工作中为列车进出车站打信号的，父亲视它为传家宝）。”弟弟真的很听话，历次圆满地完成任务，早早加入了党组织。
侄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当时他是父亲唯一的孙子，父亲仍然很坚定地说：“谁说独生子女不能当兵，我孙子就是要到部队去，保家卫国。”于是侄子去北部边疆当了一名哨兵，每天为祖国站岗放哨。而且在父亲的书信鼓励和督促下，侄子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业以后成为新一代的铁路工人。
父亲说：“我们家来自革命老区，我们的新生活都是国家给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报效国家。”父亲经常给我们讲抗日的故事，将老区的红歌教给我们唱。父亲常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抗日战争时期是救国救民，现在是强国强民。你们都要学习一技之长，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
我们兄弟姐妹都受父亲的影响，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报效国家。我在教师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年，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每当我出入烟台街的银行企业，都能碰到自己的学生。学生们都称赞我是“像妈妈一样的老师！”但是我的入党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几次都是组织上跟我谈话，说指标有限，要让给有行政职务的干部先解决；或者说让给年龄大的同志先解决。我的一直都在想着：“把荣誉让给别人”。可是怎么对父亲解释呢？我只好对父亲说：“我争取从思想上入党吧。”
